英国男子中国唱红歌:最大客户是中国共产党

2013-05-02 10:49:57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伊恩

伊恩

伊恩唱红歌

伊恩唱红歌

  英国人伊恩作为红歌里批判的帝国主义一分子,站在舞台上,那种讽刺感,让中国观众增强了身份自豪感。对伊恩来说,红歌是他融入中国最好、最快的方式,还让他获得了政治资本,这种政治认同,也是他在中国生存的法则之一。

  伊恩最近比较闲。他呆在海南三亚的家里,像是一个打了败仗的战士,显得有些垂头丧气。“没有红歌唱了。”

  他依然保持了做家务活时听红歌的习惯。伊恩说,他喜欢红歌那种锵锵有力的节奏,可以给他一种精神力量,跟着节奏做事,会特别有劲。

  伊恩,是一位英国人。在中国,他因唱红歌被人认知。成名,让他很快在中国获得了名誉之外的政治资本。而这种政治认可,也让他接到了来自全国很多城市的演出邀请。在此过程中,他因红歌逐渐找到了在中国的一种生存法则。

  但随着重庆红歌的落幕,他在多地的演出被无理由地取消。这意味着,他“把红歌唱遍全中国的梦想”很可能就不能实现。

  另外,伊恩的红歌生存法则也让他陷入另一种困境:“到底还要不要唱?”

  “黄金时代的纪念品”

  伊恩的家,距三亚市区大约十公里。在这个二室一厅的家里,他把专门的一个房间腾出来,摆放着他从全世界搜集过来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切物品。

  伊恩把这个房间命名为“黄金时代的纪念品”。此前,这是他家的书房。

  “为什么叫黄金时代?”我问。

  “哦,应该是红色时代才对。”他回道。

  这是一个大约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推开房门,墙上依次挂着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社会主义思想早期领袖的画像。画像下方的书柜里,摆放的书籍也多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比如,查韦斯和委内瑞拉,英文版的《毛泽东传》,以及金日成与朝鲜。

  在这些人里面,查韦斯是伊恩最喜欢的。查韦斯去世后,伊恩还为此流下了伤心的眼泪,虽然“就只有一两滴而已”,那一刻,他特别担心委内瑞拉人民的未来。

  对英国同胞,伊恩就不显得那么热心。当我问她,撒切尔夫人去世他有没有这种感觉时,他突然把头抬起看着白色的房顶,愣了十几秒钟,轻轻回了一句,“哦。” 那一刻,时间好像停住了。过后,他又连忙解释,“在英国,好像没那么受欢迎。”

  伊恩喜欢查韦斯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美国反对的。“只要是美国反对的人,我就觉得里面一定有阴谋,我就特别想去了解。”而伊恩不喜欢撒切尔夫人的原因恰恰相反,他觉得是她把英国“变成了美国的走狗,什么事都跟美国走”。

  2005年,伊恩在云南昆明旅游时,特意跑到新华书店去买回了这些领袖画像。因为妻子余燕伶的反对,这些画像在他卧室的一个柜子里,过了好几年黑暗的日子。

  余燕伶觉得,死人的画像不应该挂在家里,而且还是一堆死人,她更加反感。但为了照顾伊恩的情绪,余燕伶允许伊恩在书房的一个柜子里,摆些“红色小物品”。比如,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胸微和国旗,以及这些国家不同时期的宣传画册。

  余燕伶警告他,把“那些变态的东西,控制在柜子里面就好了”,不然,她就翻脸。

  直到去年10月,余燕伶被学校派往澳门学习,伊恩才把锁在柜子里好几年的领袖画像拿去裱了装框,挂在书房里。

  在完整地挂好后,伊恩拍了一张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里。他的一位在当地宣传部门任职的朋友对这条微博表示了赞同。这令伊恩很高兴,他觉得“只要领导高兴就好”。伊恩的微信头像,用的是在中国知名度很高的雷锋。“看到头像,就容易对我产生好感,因为他是榜样。”

  当然,伊恩并不满足只是看到他们的画像而已,他更愿意一睹这些领袖的遗容。在此之前,伊恩踏足俄罗期、朝鲜、越南、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去看看这些领袖。

  在此过程中,也有令伊恩不高兴的事情。他觉得大家都太假装了。“进去之前,还哈哈哈地笑个不停,一进去之后就假装不说话,低着头,很悲伤的样子,出来后,又哈哈哈地笑了。”伊恩说。

  也就是在游历这些国家的过程中,伊恩收集了各个国家的红色歌曲。他学会的第一首红歌是还未解体的苏联国歌。《社会主义好》则是他学会的第三首红歌,也是他学会的中国第一首红歌。

  2013年元旦,余燕伶回到家中,看到这个房间后,有些生气,她向伊恩下了最后通牒,在她从澳门修学回来后,她不想再在这个房间里见到这些“变态的东西”。

  如今,伊恩的期限只剩半年。

  “那怎么办?撤下来吗?”我问。

  “放心,我会说服她。”他做了个鬼脸。

  “为什么收集这些东西?”

  “讽刺。”伊恩边收拾柜子里的东西边回头,淡淡地回了两个字。

  爱上社会主义

  伊恩,1978年出生于英国。这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告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时代。人们逐渐从第二波唱红歌的日子里解放出来,奔向经济建设。

  一年后,伊恩不喜欢的撒切尔夫人赢得大选,成为首相。执政后,撒切尔夫人对当时盛行社会主义的英国进行改革,打破了英国式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平。比如,废除了为上学孩子提供免费牛奶的福利政策。伊恩是这种政策废除后直接“受害者”。

  伊恩从小就表现出了跟同龄孩子不同的兴趣爱好。小时候,他对游戏从来不感兴趣,反倒是对国际新闻充满了好奇。虽然很多时候,他也不是看得很懂。

  在“资本主义国家”长大的伊恩,对社会主义的一切都充满了想象。他总觉得,世界的另一头“一定很美好”。

  为了了解世界,伊恩10岁时,请求父母送了他一张世界地图,作为生日礼物。他把地图挂在房间里,在上面把他所知道的社会主义国家用红笔画圈标了出来。他总想着,要去这些国家旅游。

  在这些画红圈的国家里,伊恩最钟情苏联。伊恩学的第一门外语,就是俄语。极具语言天赋的他,仅仅用了10天时间,就学得有模有样。

  伊恩10岁那年,从父亲的书柜里翻出了一本学习俄语的书籍,便开始自学。“那本书是父亲60年代买的,大家都觉得应该学习俄语,因为总觉得苏联应该会统治全世界,很快就会来接管我们英国。”

  父亲见伊恩学俄语很有天赋,便帮他找了一个俄语老师。伊恩从俄语老师那里学会了第一首红歌——苏联国歌。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伊恩仍记得其中的三段。

  这首歌,彻底让伊恩喜欢上了红歌。“听着就觉得很有力量。”苏联解体时,伊恩说他有些接受不了,其中最大一个原因是“不想换世界地图,取下挂上的很麻烦”。

  苏联解体7年后,伊恩终有机会到俄罗斯留学。当时,在他的宿舍里,有一同学是共青团成员。为了让伊恩见识社会主义的伟大,同学拉着他去参加了一次游行。之后,便听到斯大林的孙子做演讲。

  当伊恩见到斯大林的孙子时,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斯大林回来了。“相貌很像,好怕,我怀疑是不是特别去整过,以唤起大家对斯大林的记忆。”伊恩说。

  回学校的路上,伊恩看到各种共产主义的标志,还有苏联的国微。但斯大林已经不在了,他总觉得一切都不那么真实。

  毕业找工作时,伊恩把社会主义国家都放在了自己考虑的范围之内。其中包括中国。他想趁着工作的机会,更多地了解社会主义。但时至今日,他仍讲不明白,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

  但在研究了一轮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后,伊恩发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工资水平太低了。他终究把工作地点选在了同样是“资本主义”的日本。原因就是,那里的工资待遇可以满足他。“人,总得生活,生活比一切都重要。”伊恩说。

  在日本工作一年后,也就是2003年,伊恩第一次由北海道飞往上海。这座城市让伊恩觉得不可思议。“那么发达,跟资本主义一样了,怎么可能是社会主义国家。”伊恩说,“但城市真的很丑,都是水泥森林,一点都见不到科学发展观的影子。”

  回日本前,伊恩特意跑到一个音像店,买了一盘中国红色歌曲的碟片。那时候,伊恩的中文还不是很顺溜,只能在音像店里对着服务员比划,带着英式的口音一字一顿地说,“毛,主,席,毛,主,席。”还好,服务员总能领悟。

  这成了伊恩到社会主义国家买红歌碟片的通法。不管在哪个社会主义国家,只要他一字一顿地喊出领袖的名字,服务员总能“稳、准、狠”地找到他想要的东西。

  在走过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后,伊恩也有些小郁闷,他觉得“他们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初衷,走偏了”。尽管这样,他仍然相信社会主义有一天可以实现。“也许是一百年,一千年,终有一天要实现的,只要地球上还有人类存在的话,谁知道呢?”

  寻路中国

  就在上海飞往日本北海道的飞机上,伊恩认识了中国妻子余燕伶。并于一年后,来到中国上班,“在苏州做一名外教。”

  此时的伊恩,已从碟片中学会多首红歌,中文说得也是“顶呱呱”,除了还带点英式的口音之外,基本可吐字清晰。“我妻子不反对我唱,也不支持我唱,她也从来不教我唱红歌,她就觉得这是我的自由。”伊恩说,“我的中文也不是她教我的。”

  反倒是为了提高余燕伶的英文能力,他们俩在家时,基本用英语交流。“出了这个门,我就只能用中文了。”

  来到中国两个月后,伊恩学会的红歌派上了用场。当时,学校里组织了“外国人展示中国文化”的活动,有人推荐了伊恩。“平常没事,我就喜欢哼哼红歌,被同事听到了,就觉得,嗯,我可以去参加。”

  在这次活动中,伊恩以一首《社会主义好》获得了最具人气奖。但此时的他,仅仅只是把红歌作为一种爱好而已。

  这一唱,奠定他一首《社会主义好》唱全国的基础。不多久,学校领导让他去参加一个饭局,并让他在饭局上再次表演《社会主义好》。伊恩没有多想,当场拒绝。

  回想起来,伊恩觉得,这个拒绝,是他在中国犯的“第一个政治错误”。伊恩说,如果可以重来的话,他一定会选择去参加这个饭局。他觉得,就是因为没有去参加这个饭局,让他在中国获得认可的时间推迟了好几年,从而错过了很多赚钱的机会。

  如今伊恩吃透了中国。“领导就喜欢面子,邀请了都不去,肯定不高兴,领导都不高兴了,那还怎么混。”他的书柜里,有一本红色小本子,书名为“小毛与南子”。书中都是解释各种中国特色的用语。比如,对“没有”的解释,共有6种。“从这本书中,学如何跟中国人打交道,根据他们说话的语气判定那个词语的真正意思。”

  2007年1月,几经辗转,伊恩来到三亚,在一家酒店任职。在这座城市,他第一次重新定义了红歌。同一年,薄熙来由商务部长调任重庆市委书记。日后,他在这座城市掀起了中国唱红的第三波高潮。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一次,伊恩和妻子余燕伶回家的路上,在一个公交车站,看到了三亚市举办红歌比赛的通知。凭着喜好,伊恩也想报名参加。可没想,当他看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截止时间已过去两个小时。但伊恩还是记下了通知上留下的QQ号。

  伊恩想争取一下。却没想到,这个负责报名的人,是余燕伶曾经的学生。就这样,伊恩顺利通过报名。

  在此次红歌比赛中,伊恩拿到了第四名。“我成了整个三亚的骄傲了,很多旁边的人都认得我了,跟我打招呼。”

  伊恩发现,此前两年努力想融入的社会,还不如他唱一首红歌有效果。他突然领悟,红歌才是他融入中国的最好、最快的方式。尽管还获得了400块钱的奖金,但此时的伊恩没有想到靠红歌来生存。

  伊恩知道,他应该到更大的舞台上去唱红歌。在朋友的建议下,他瞄准了江西卫视2006年开始举办的《中国红歌会》。

  在这个舞台上,伊恩第二次定义了红歌的价值。此时的他意识到,唱红歌原来可以转化为经济收入。“在酒店一个月一万多块钱,唱红歌比酒店的收入还强。”

  伊恩便把三亚酒店的工作辞掉,专心唱起了红歌。伊恩说,在此之前,他没有经过任何声乐的训练,但小时候,在英国时,就有人夸他歌唱得不错。

  虽然融入中国的方式多少令伊恩有些意外,但他极其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这种名誉是此前在无数中国唱红歌的外国人中为数不多的。

  但不管如何,他的英国身份,多少令他对所遭遇的某些中国特色十分讨厌,“道德自律性太差了。”

  这个论调似乎很像他不喜欢的撒切尔夫人说的。撒切尔夫人认为,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的真正威胁是道德的威胁。

  从伊恩家里往三亚市区,有9路公交车。一般没有特别急的事情,伊恩都是坐公交出行。他不想汽车尾气把三亚搞得太糟糕了。伊恩刚到三亚时,整个城市就3个红绿灯,而现在,不管修多少路,好像都始终满足不了爬行的车子。

  在半个多小时的车程里,伊恩差点被挤倒3次。他苦笑着说,这就是中国特色。

  他说,在英国,公车不会挤这么多人。

 

  进入中国红歌会后,伊恩有意识地用红歌系统性地包装自己。比如,去定制红军服,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红军战士。“大家会觉得我很愿意主动融入中国文化,他们就会觉得小伙子不错。”

  而这其中的代表,是伊恩的丈母娘。她刚开始不同意女儿余燕伶和伊恩的婚事,“一开始心里很忐忑,通过了解,特别是他唱红歌后,女儿跟着他就让我更加放心。”丈母娘在达人秀的舞台上说。

  伊恩觉得,红歌之所以能在中国出现第三波高潮,是因为有人需要它。“唤起大家的记忆,时刻强化一种感恩的心态。”

  伊恩很清楚,他之所以在红歌会受到欢迎,并不是他唱得多好听。“他们不是过来听我唱歌的,是过来看我唱歌的。”

  伊恩的身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于中国观众而言,伊恩作为红歌里曾经批判的帝国主义的一分子,站在舞台上,那种讽刺感,在戏剧性之外,更让他们增强了国人身份的一种自豪感。

  在众多粉丝里,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人占了绝大多数,稍年轻的一代似乎对伊恩没有多大兴趣。“红歌是他们的一种记忆,也是他们那时候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老了的时候,需要一种方式去怀念。”

  最终,伊恩获得了中国红歌会的第5名。他很满意这个结果,他知道,“这就是一种政治安排,一场秀。”他认为,一个外国人唱中国红歌得了第一,说出去就会是一个笑话,很多人在情绪上接受不了。但也不会让他名次太靠后,毕竟需要靠他的身份来强调某种意义。

  红歌影响伊恩,他第三次定义了红歌的价值。唱红歌走红后,他很快在中国获得了名誉之外的政治资本。这种政治认可,让他成为了江西及九江的旅游大使,同时也接到了来自全国很多城市的演出邀请。

  最火的时候,伊恩在南昌一个小剧场演出,每场10分钟左右,可以拿到一千多块钱。而此时的伊恩,已志不在唱了。

  “通过唱红歌,得到领导人的认可,跟政府打交道起来就很容易。”伊恩说。

  伊恩不太愿意说明红歌到底给自己带来了多少具体收入。但他承认,红歌让他在英国很体面地举办了一次婚礼,也大大改善了他的生活。英国媒体报道,伊恩在演出中,最高可以拿到5万块钱一场的报酬。他认为这是在胡说,“偶尔有一次拿到了,并不是每一次都拿得到。”

  伊恩的红歌会结束了,但他知道,他不能停止在公众面前的曝光率。在中国达人秀导演组的三次邀请下,伊恩欣然应允。

  在上海的一次表演中,伊恩穿着红军装,扭着秧歌,手拿红色的《毛泽东选集》,唱完了《社会主义好》。事后,伊恩承认,《毛泽东选集》里面夹了很多歌词。

  当时的评委周立波评价伊恩,“真像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同样是评委的伊能静则问道,“这是一个很好的秀,但算什么达人呢?红歌达人吗?”

  结果是,3个评委当中,伊能静给了伊恩一个NO。但红歌达人从此就成了伊恩的标签。上海某区甚至还想让伊恩做他们的公益广告代言人。“意思是红歌达人教你做什么什么一类的。”

  但电视台播出来的结果跟伊恩在现场录制的结果却不一样。伊恩说,在现场时,3个评委都给了他YES。当时,他打电话去跟中国达人秀的导演组沟通,想问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得到的回复是,“这个没关系,是为了让观众对你更加好奇。”

  伊恩也没过于较真,他清楚,这只是一场秀,只要领导看到高兴就好了。但这些却令余燕伶感到不满,她觉得伊恩来到中国后,把他身上所有的规则都改变了。

  通过中国达人秀,伊恩说出了他想“把红歌唱遍全中国的梦想”。伊恩说,就在我采访他的第二天,三亚电视台的记者找到他,希望他出来谈谈中国梦。“不知道唱红歌算不算中国梦?”

  伊恩也说不清楚,这个梦到底是他自己心里想的,还是达人秀导演组给他编的。他惟一清楚的是,为了表演效果,他必须这么说。他还把这个梦带到了现实生活中,面对媒体,他总是不停地重复强调这个梦。

  为了秀的表演,伊恩最终把这个梦变成了一种身份认同。但这个梦,随着重庆红歌的落幕,变得飘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伊恩在此前后两次去重庆演出。

  重庆红歌落幕前,伊恩被重庆一个县城邀请过去唱红歌,受到了当地领导的高规格接待。甚至有公司想跟他签约,在重庆办些小型红歌会。但当重庆红歌落幕后,伊恩再去重庆时,邀请方不允许他唱红歌,而是临时让他唱阿黛尔的歌。可那时的伊恩连阿黛尔是谁都不知道,只好作罢。

  随之而来,是各地取消跟他约好的红歌演出。最明显的一次就是《我要上春晚》节目组。十八大前,《我要上春晚》邀请伊恩参加,伊恩爽快答应。“我知道没什么希望,但还是希望上去宣传一下自己。”

  但最终,伊恩失去了这次机会。“我打电话过去问,给我的回话就是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就不让我参加了。”

  伊恩不知道红歌还会不会允许唱下去。如果允许的话,他想到西藏、新疆等边区去唱。 “有红歌的任务,准备随时为党唱歌。”他说,“我最大的客户就是中国共产党。”

责任编辑: 小七
10个超棒瘦身方法让你瘦更快(组图)
和汽水说再见。每天饮用的减肥软饮料都可以使你的超重风险增加65%。
英男子欲移除纹身反致疤痕累累(组图)
一名男子尝试移除纹身,不仅纹身没消除反而在纹身上长出了难看的疙瘩和疤痕
大公资讯 中国 军事 言论 图片 财经 产经 金融 汽车 娱乐 明星 生活 科技 书画 报纸 香港在线 国际 社会 教育 副刊 食品 会展 宏观 体育 健康 女人 人物 历史 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