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香港导演中，每有作品出手定能保证不俗质量的导演屈指可数，杜琪峰算一个，许鞍华也算一个。但是两人都有一个前提，杜琪峰拍的得是他“一部正剧 一部喜剧”中的前者，而许鞍华拍的得是聚焦于寻常百姓生活细碎的情感小品。

《黄金时代》显然不属于生活小品的范畴，本片涉及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内涵乃至人物谱系，丝毫不比《太平轮》简单。也正因其复杂与宏大，《黄金时代》早在立项之时便招来一片悱恻议论，直至如今上映过后，依然争议不休。

任何一部电影，都是绝对不能仅仅用“好”或“烂”去定义的。《黄金时代》确实没有在票房上有漂亮的斩获，但业界更愿意肯定许鞍华实验的勇气与精神，金马奖和金像奖都把份量最重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的提名双双奉上，金马更是第三次把最佳导演奖授予了许鞍华。

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必须承认《黄金时代》是许鞍华从影近四十年来野心最大的作品，她所偏爱的传奇女作家萧红的题材，也已心心念念几十年之久(据她自己说，她20多岁时就想拍萧红，而今已年近70)。但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执念如此长久，待到真正亲手操刀时，即便是久经风雨的许鞍华也不免有点诚惶诚恐。

毫无疑问，萧红被许鞍华尊为偶像，而与她搭档的编剧李樯，同样执迷于萧红非凡的文字(这一点的确值得称道)。为此，《黄金时代》直接从萧红作品中撷取了大量对白，精确到具体日期的一个个细碎事件描述，以及力求还原当年时代风貌的服装和道具(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以上这些是许鞍华和李樯从可证的史料中收集而来)。凡此种种，都彰显出编导渴望还原一个客观、真实的萧红的深切诉求。

然而，也许正是因为过于渴求客观与真实，影片采用了一种显得笨拙的方式去演绎萧红的传奇一生。它从萧红第一段失败的恋情开始，事无巨细地一点点推进着人生前进的步调。与萧红有过交集的成群的人物走马灯似的出现在银幕上，留下零星的事件，便迅即离去。观众仿佛只是能够明白发生了什么，却难以理解一切为何以及如何发生。对于更多史料难以确证或影像无力表达的部分，则采取了由演员面对观众大段念白的方式予以呈现。这些频繁出现的间离段落，犹如一则旨在介绍史实的电视纪录片，让整部影片本已破碎飘零的同时，更让人有出戏之感。以至于有论者感慨影片更像是一部资料翔实的论文，而非电影。为尊者讳的心态或许让许鞍华和李樯都不自觉地沉溺于这种情感认同上的主观，但这一点却恰恰违背了他们对于“客观”的孜孜以求。最终，许鞍华的宏大野心，似乎只是用来完成了一次对偶像与情怀的致敬，而非一篇史诗的书写。

略显矛盾的一点是，《黄金时代》绝非我们熟悉的那个许鞍华，但设身处地的情感代入却又是她的标签与风格。人们在《黄金时代》上映过后的反应，不免又将话题推回到影片立项后传出的种种担忧——以小品见长的许鞍华到底能否担纲一部史诗?纵观许鞍华过往的作品，几乎所有被人铭记的经典，都是精确且细腻地描画普通百姓心理与生存状态的小品，从90年代的《女人四十》《男人四十》到近年来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等等无不如此。这些故事大多没有什么波澜起伏，也并不试图阐释什么深刻的思想与哲理，完全在于以情动人。这些“情”，可以是柴米油盐的夫妻情(《女人四十》)，暧昧微妙的婚外情(《男人四十》)，也可以是温暖无言的主仆情(《桃姐》)，甚至可以是浪漫不羁的同性情(《得闲炒饭》)。总之，取自生活、出自百姓的点滴情愫总能以其真挚在某一时刻打动你心。但反观她那些赋予了更多时代情怀的作品，却往往差强人意，无论是发生在清朝的《书剑恩仇录》还是在民国的《倾城之恋》和《半生缘》，都多少缺乏情感上最讲究的“真”的韵味。当然，背景与野心同样宏大的《投奔怒海》无疑把许鞍华所擅长的“情”和所追求的“情怀”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这部在当年囊括了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等多项大奖的杰作不但是许鞍华人生的第一座高峰，而且从此奠定了她牢固的江湖地位。

因此，仅仅因为《黄金时代》的题材便对许鞍华诸般质疑者多少落入了经验主义的窠臼，许鞍华过去的履历虽然确凿无疑地证明她极其擅长打造小品，却难以坐实她不能胜任一部史诗。只不过因为后者的成就永远需要在每个制作环节中精雕细琢不失分毫，自然不易实现。而许鞍华最值得肯定与褒扬的一点恰在于几十年来始终勇于尝试逾越新的高峰，《黄金时代》或许算不得一次十足成功的尝试，但对于已近七十的许鞍华而言，尝试就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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