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 《石挥谈艺录》还原"话剧皇帝"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话剧诞生一百一十周年。被人们誉为“话剧皇帝”的石挥是上世纪最优秀的话剧、电影演员之一，他不但在舞台和银幕上有着杰出的艺术表现和创造，而且还有大量总结自身创作经验或探讨影剧艺术规律的文字问世。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石挥谈艺录》不久前面世，共搜集了石挥一百四十七篇文章，包括演出手记、论文、札记、小说、剧本、译著、曲谱等。“书海漫游”邀得中国话剧理论与歷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田本相先生解读这位把生命交给舞台的艺术家一生。

　　文|田本相

　　黄佐临说：石挥是“稀有的表演艺术家”，“石挥的戏路宽，就像他熟悉京剧的生、旦、净、末、丑一样”，什么样的角色全能演，而且，悲剧、喜剧、闹剧、正剧都能演得好。

　　曹禺说：“石挥演的鲁贵，比我写的都好。”

　　赵丹说：“石挥的表演有很多的技巧，华丽而不雕琢。”“我看了《秋海棠》这段戏，感到这不是鸳鸯蝴蝶派，而是契诃夫式的《天鹅哀歌》，带有契诃夫的哲学味道。”

　　我研究话剧史多年，也注意到要研究话剧的表演及其歷史，但是，读了石挥的这三卷著作，似乎才懂得中国话剧艺术发展的艰难，似乎才开始进入话剧史的底里，进入它的主体，甚至它的灵魂。

　　话剧毕竟是表演的艺术，再好的剧本，再好的舞台设计，再好的导演，都得靠演员演出来。贫穷戏剧主张者格罗托夫斯基认为，戏剧只需要演员和观众，其他都是可有可无的。在中国话剧的发展中，唯独表演艺术的建设是最“艰巨”的。

　　石挥对中国话剧表演艺术的贡献，不单是体现在他的演剧上。他对中国话剧是有远大的抱负的：他和他的好朋友李少春曾袒露他的苦闷，他说：话剧演员除了生活上的苦闷之外，“而演技学习上更是举足无路”。他对少春说：“从歷史上看，话剧歷史又是那样的短浅，我们的前辈没有在演技上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我没有读过戏剧学校，我不知道‘学演话剧’该怎么教授又该怎样学习，在我们自己还没有建立‘中国演剧体系’，多数人都在无师自通地东冲西冲，我们的民族形式是什么？又该怎样表现、这正是大多数演员在寻求的一件艰巨的工作。”

　　石挥为创造中国的演剧体系贡献了他毕生的力量。从他的演出实践，尤其是过去为人所忽略他对表演的研究，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确实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话剧艺术发展的歷史深度。

　　这样一位大师，他自己从不承认自己是什么神仙和皇帝的。就他的一生来说，他不但被打成右派，而且至今他的死都是个谜；况且还有着种种的误传和谣诼。

　　其实他出身贫寒，他是这样回答记者的：“不怕你先生见笑，我自幼生长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里，在东北流浪了十年。我为了生计的逼迫，做过茶房，僕人，车站收票员；十六岁那年进北平铁路大学念书，在学校的时候，我穷得连五六分钱一顿中饭都吃不起，一天三餐只有改为晨晚两顿。那时候学校里有爱美剧社的组织，我就加入演剧。”

　　但是他人穷志不穷，他有做人的标准和准则；你看他人生格言：

　　在台上做戏不难，在台下做人却不容易！

　　我的个性比较认真一点，对什么事情都不肯糊迁就，尤其还没有平白受辱的耐性，这使得批评家愈加认为我骄傲。

　　要活得有意义，不愿意也得苦干的！

　　再看看黄佐临对他为人的评价：就我所见，他从未以此去玷污过演剧艺术。他迷恋于戏，迷恋于艺术，在这方面他总是保持着一股孩童般的纯情。他的舞台道德是良好的，总是顾及演出的总体效果，不抢角或突出个人，总是与对手相互默契配合，把角色置于整台戏之中。

　　石挥作为一个演员，有他得天独厚的天赋，又是个捨得拼命的人。

　　难得的是，他并非是一个只是迷恋于艺术的人，他有他的家国情怀，他有他的政治原则，他勇于抗争。他面对抗日战争的现实，他因接近一个朝鲜的抗日组织而遭受迫害，隻身逃到上海。他面对专制的政治深藏着他的厌恶：“世界上被人称颂着的功绩与伟业，十有八九都是目不忍睹的惨事。”他曾“声援昆明学生反内战的‘一二一’活动，抨击兵痞扰乱社会治安、讽刺政府救济政策、批评通货膨胀、争取戏剧自由等。”

　　石挥是因为混碗饭吃，而走进戏剧的。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石挥从东北逃回北京，另谋生路。在天桥，他先给一个江湖牙医当助手，后来又在一个高丽人当院长的牙科医院当打杂工，还在北京真光电影院小卖部当过售货员。一九三五年，失业在家的石挥为了每天中午一顿饭，经小学同班同学蓝马介绍，进入明日剧团干“杂役”，做抄剧本、搬道具等杂活。就在这段时间里，从小就极有表演天赋的他，终于上台当了一个只有“是、是、是”三句话的配角，并对当演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段时间，他先后报考了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和山东省实验剧团，未被录取。

　　这部《石挥谈艺录》最难得的是，将他为人所忽略的在北平演戏剧活动的资料收集起来。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年，六年间，他先在明日剧团，演出过五部话剧，导演了两部话剧，继之又在雷电剧团做演员。一九三七年，石挥又在陈绵主持的“沙龙剧团”当演员，与张瑞芳等一起演出《日出》等剧（石挥饰演潘经理、张瑞芳饰演陈白露）。一九三八年，石挥加入北京剧社，并成为“中坚人物”，他得力于陈绵的提携和指点，在舞台上出色地塑造了《茶花女》中阿尔芒和杜瓦尔，《日出》李石清，尤其是《雷雨》中的鲁贵，表演得极为出色。人说当时北京最出名的剧社是北京剧社，而“北京剧社的存在，出名是与石挥的成就分不开的。”

　　一九四○年，石挥由陈绵介绍到了上海进入中国旅行剧团当演员，参演了《大雷雨》（饰库里金）、《欲魔》（饰胡太忠）、《日出》（饰李石清、王福升、潘月亭）、《梅罗香》（饰秦叫天）。后又加入上海剧艺社，在《家》中饰演高老太爷。他在吴祖光编剧的《正气歌》里扮演文天祥，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在中国话剧界崭露头角。

　　一九四二年，石挥随导演黄佐临去上海职业剧团，在《蜕变》中饰演梁专员。同年，以佐临为首的“苦干剧团”成立，与费穆领导的上海艺术剧团合作，演出了《荒岛英雄》、《大马戏团》、《秋海棠》。石挥在《大马戏团》中饰演的老江湖慕容天赐和在《秋海棠》中饰演的名伶秋海棠，在一九四二年内先后与上海观众见面，产生轰动效应。这两个成功的艺术形象，给石挥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当年媒体称这一年为“石挥年”，称石挥为“话剧皇帝”。此后，他又先后在《飘》、《樑上君子》、《林沖》、《金小玉》、《夜店》等剧中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得到了业界和观众的一致好评。一九四五年八月后，石挥在文华电影公司任演员、导演，先后拍摄了电影《假凤虚凰》等数部。一九四九年，他自导自演的电影《我这一辈子》成了他的代表作。

　　石挥塑造人物形象的能力是惊人的。他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话剧舞台上创造的二十多个人物形象，个个光彩照人，令人难忘；而个个都有石挥独特的艺术创造。对此，最熟悉他的导演黄佐临作如此评价：“观众看他演戏，是来看戏本身，又是来看石挥的。一个演员，能够在角色身上把人物与自我融化得如此之协调，是难能可贵的，而他在众多人物身上都取得了这种和谐，不能不说是个具有艺术魅力、技巧娴熟的天才表演艺术家。”

　　只有深入地了解他是怎样在表演艺术上艰苦创造舞台形象的，才懂得石挥对于中国话剧表演艺术史的意义。先说《大马戏团》，他是怎样创造慕容天赐这个人物的。

　　这齣戏，他在四十天里连续演出了七十七场。演到七十四场时，昏倒在舞台上。休息了一场后，第二天仍然坚持演完最后两场。他始终追求一种“完美的演出”。这种完美的演出不仅既重视并体现出演员的直觉，又重视并体现出演员的技巧；既在舞台语言上有深厚的造诣，又在形体动作上有独到的表现。《慕容天赐七十天记：从受胎─育成─产生─到灭亡》，这是石挥的演剧手记，确如李镇的评价，他的这些手记，是中国话剧表演史的珍宝，其中不但看到石挥的那种刻骨铭心的创造精神，而且深刻地凝结着他的表演经验以及追求中国表演体系的理论内涵。

　　首先，是他自己表明的“冒险”的精神，也即独辟蹊径的创造的毅力，他自己称为“创造的角色的习惯性”和“顽强”。他说：“‘顽强’好像是从小给我带来的天性，我从不走过别人已经造好了的路，世界上的路尽管宽，宇宙间的道尽管阔，但是一直东不着天西不接地的纵横不一的道路的，别人看起来好像无事生事，自然烦恼，其实我有我自己对宇宙的欣赏，对太空的瞭望，这些才是人间的真正宝藏，在康庄大道上是只有粉饰而已！”

　　“十二年来的流浪生活，饱受他人歧视，造成顽强的性格，在我心底老存着这样一句不通的英语Wait me for some day（大意是：等着我，总有一天）。”

　　他说他创造的形象如秋海棠（《秋海棠》）、梁专员（《蜕变》）、觉民（《家》）直到慕容天赐都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其次，他谈到他的创造过程。第一步先读剧本，“这First Impression就决定了我对角色的四分之一的型和性。”型，也可以说是外在的；性，性情，性格，也可以说是内在的。第二步，类似鲁迅说的“杂取种种人”。他放下剧本，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我对这个角色雕刻上的想像与观察”，长期养成的习惯，所谓“习以成性，我马上发现在我的朋友当中就有人具有我要扮演的角色的某一点型，并吸取过来。”他说“慕容天赐是杂种”，这里的杂，就是杂取种种人，“周剑云、周贻白、刘宝全、叶盛章、田振东、葛鑫、高德明、姚克、李丽华、对门亭子间里的老太太，皇姑屯车站的行李夫头，一位好逗小孩的穷艺人。说来好笑，这中间有着多少巧合，我有意无意的找到了这许多宝贵的借镜，我分析地吸收他们的外形，姿态，语锋或任何一部分，他们会无形中组成了我的创造。”他一一举出他把他们的那一点糅进慕容天赐的性格之中。

　　此外，他有一个精辟的见解：“一个演员创造一个角色不可能没有自己。”他说，在他创造的一系列角色都有他自己。“文天祥的体魄中有石挥，梁专员的体魄中也有石挥，觉民、王凯登、慕容天赐都有一部分是石挥，所以，我有权力对原作加以挑剔，吸取及剔除，不过我承认有时候我做的比较大胆就是了。”这点，可以说是他创造角色的秘密。所谓在创造角色上“忘我说”，在他看来就是“胡说”。

　　在角色创造上，石挥重视“型”，也更重视“性”。他说：“我总首先拿定了他的灵魂，他的哲学，他的性格，其他都从这上面发展出来，外形是副产品，动作是零头，我是这样看的。”在此前的表演理论上，还没有人把研究角色的灵魂、哲学作为首先要拿定的内容。在他的这段对慕容天赐的想像和模塑中，可以看到慕容的灵魂和哲学：

　　要使这个人物突出来，一定要赋以一种趣味在他身上。他可恨，但不讨厌。他好开玩笑，开的时候，他有一种不自觉的假自尊心。它绝不在人前失面子，栽跟头。他非有一种派头不可。他从不走正路，但能得到所求，他也有不自觉的小乐天，不在兴头上，绝不急人之急，热心肠讲外场，可是盘算向里打，说话大帽压人，信口开河，指手画脚，半斤白干能说一部《水浒传》。好背家谱，好故弄玄虚。京戏无戏不通，但不能成格。大鼓无一不晓，但说不成段。他有几招法宝百发百中，失败也不灰心，走起路来迎风摆动，我总以为我少给了他一对玩于掌心的保定府铁球或山核桃。他能攻击别人踩死一个蚂蚁是残忍，但他自己却私售禁物。“出卖”女儿。他能讲出一个小石佛的来歷和出处，那是乾隆年间的，这是康熙年间的，听着津津有味，虽然那是他自撰的他。

　　显然，他对慕容这个角色已经烂熟于心，“型”和“性”均在鼓掌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