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西游降魔篇》中，唐三藏抱着本《儿歌三百首》试图降妖伏魔，可见周星驰眼中，儿歌具有打败邪恶的强大力量。印度诗人泰戈尔则认为，儿歌拥有“最有吸引盘踞的力量”。然而在今日中国，儿歌更多地成了成人的怀旧符号，至于儿童，他们多半爱唱成人的歌—儿童真人秀节目《中国新声代》近日正在播出。小选手们大多选择了流行歌曲作为参赛曲目，选择难度更大的英文歌曲亦不乏其人，他们的举手投足满是小大人风范，而选择演唱儿童歌曲的小选手则几近于无。儿童不再唱儿歌了吗？六一儿童节将至，我刊走访调查北上广多位儿童、家长、音乐人、教育者，试图作出解答。
引子
中国儿歌曾饱含理想主义与人文精神
一大群热爱回忆的遗老遗少，借着音乐的名义在各大电视台以选秀、老歌新唱、老黄瓜刷绿漆的方式齐刷刷消费畸形的华语流行音乐时，看着小学、幼儿园里孩子们孤单的背影，吃惊地发现我们长期忽略了对一个群体的音乐培养，这个群体叫儿童，他们需要的音乐叫儿歌。九十年代以来，国产儿歌就永远停留在吃老本的分水岭上。
在“儿歌”这两个比较学术化的字眼没出现的几千年前华夏大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童谣，像风筝一样飘荡在农业时代孩子们的天空，它以极其地域化、方言化、口语化的生动谐趣，感染了街巷里弄、深山孤村里的老少妇孺，教化与娱乐作用，不是《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这些启蒙文本所能企及。
中国式童谣被儿歌替代，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和文学上的白话文运动呼应的“学堂乐歌”风潮，一群留洋回来的摩登知识分子，包括像李叔同、刘半农这样的大师，借鉴西洋音乐、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新音乐形式，在新式学堂中引入和普及现代音乐教育，创作了一批像《送别》这样蜚声海内的“泛儿歌”。
儿歌多为学院派、知识分子背景的音乐人创作，曲式整饬，内容书卷气，童谣就野趣很多，俚俗逗趣，言之有物，甚至有能在各种历史阶段影射现实，形成谶语的效果。1949以降的儿歌创作活跃在1966以前和1976以后，意境明朗，情感灿烂，视野开阔，有社会主义美学特有的理想主义情怀。特别像八十年代的《春天在哪里》、《我们的田野》、《歌声与微笑》超出儿歌的范畴，广为传播。
从19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式微，创作者进入尴尬境地，连谷建芬老师的“新学堂乐歌”之类的提法都是昙花一现，儿歌进入衰竭期，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几乎上演的还是“让我们荡起双桨”、“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样的老歌回忆录。现在星星不见了，儿歌越来越稀薄，几乎没几个人知道3月21日是世界儿歌日。
儿歌衰竭背后，是很多孩子纷纷早熟，七八岁就摇头晃脑地唱起了大人们的情歌，一知半解，却自得其乐。随着网络音乐、手机的普及更加速了这种恶趣味和怪现状。在贾樟柯导演的《三峡好人》里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乡下小孩在过江轮渡上摇头晃脑地唱着《两只蝴蝶》，其神情投入程度，既滑稽又让人觉得怪诞。
另一种无言反抗是，孩子们接受恶搞的衣钵，篡改老儿歌，炮制了一批灰色儿歌跟“黑色童话”对仗，比如“我去上学校花儿对我笑”改成“我去上学校背着炸药包”。今年年初左小祖咒的儿歌专辑《这小小的葡萄我从来没吃过》也是一种“顾左右而言他”的反抗。
美国文化学者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提醒说“我们必须记住，现代童年的范例也是现代成人的范例。当我们谈论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说我们自己是什么。”他认为电视、网络等媒体毁掉了孩子们的童年。工业时代的紧张、烦躁、势利，处处都是隐形的三聚氰胺，吞噬了农业时代舒缓的童年，让一代代人身心提前早熟。
如波兹曼所言，大人是什么样子，孩子就是什么样子，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缓冲区，诗意欠缺，物欲泛滥，城市的独生子女早早地丧失天真可爱，抱着iPad，玩着iPhone，沉迷于暴力游戏，满口粗鄙的网络语言；在农村，很多大人出来打工，孤寡老人守着孩子，土地荒芜，村庄空巢，城里城外，孩子们的童年越来越孤单或者越来越被物质娇宠包围。
上个世纪鲁迅说，救救孩子！现在我们先来救救儿歌吧！抢救儿歌还得先从抢救大人开始，恢复大人的未泯童心，唤醒他们心底沉睡的心志，复苏对美好诗意的想象力，和孩子们一起玩，像孩子一样观察、学习、思考，跟孩子做朋友，听孩子的心声，最后写出孩子们爱听爱唱的新儿歌。我们能不能期待这一天到来？！
